嚴禁越界侵削社番暨抗欠番租碑記拓本
本物件為西元1833年（道光13年）嚴禁越界侵削社番暨抗欠番租碑記拓本，碑額陽刻雙龍拱日紋飾，碑文為陰刻形式，正文共有19行，首行楷書頒布告示官員的官職銜「特授福建臺灣南路理番海防分府噶瑪蘭分府仝」，文末為年款，並記石碑立碑地點為天后宮。本件係噶瑪蘭廳通判仝卜年頒立之告示，明定加留餘埔界址與租納數目，並嚴禁漢佃越界侵削平埔族自耕田段以及抗欠「番租」，以安民生。西元1810年（嘉慶15年）侯補知府楊廷理奉委抵達噶瑪蘭，查辦開闢事宜；因念當地原住平埔族生性愚憨、不知藏蓄，議請加留各社餘埔，以為永業。至噶瑪蘭廳通判翟淦任內，始議官為招佃，並納「番租」。但是日久衍生弊端，加留餘埔似未曾勘丈定界，漢佃遂得影混匿墾，甚至剝削扣租，平埔族生計大損。 本件拓本的原碑為宜蘭現存最早的古碑，紀錄開蘭三大老中的楊廷理與翟淦的政績。透過本件碑記可認識早期宜蘭開發時，平埔族面對漢人大舉入侵時的情況與困境，並且可以得知官方提出加留餘埔制度後，後續對於制度的維繫與更新，對於平埔族的研究具有歷史價值及其珍貴性。碑原立於宜蘭市昭應宮，主祀天后，俗稱「媽祖宮」，後入藏宜蘭縣政府文化局。 加留餘埔是西元1810年代（嘉慶年間）清代官方將宜蘭納入治理版圖的同時，所制定的原住民保留地政策，以保障原住民的生存空間，透過閩浙總督汪志伊、臺灣知府楊廷理、噶瑪蘭通判翟淦而推行實施。18、19世紀起，漢人開始大規模入墾宜蘭，致使噶瑪蘭人逐漸流失本有的土地，清政府嘗試在溪南地區設立「加留餘埔」，為大社保留周圍2里，小社保留周圍1里的私有地，並將溪北自烏石港口起，至東勢界（蘭陽溪口）止，約長30餘里，寛1、2里不等的「加留沙埔」，劃為溪北20社的社地；並逐一丈量甲數，繪圖造冊，永禁漢人侵佔，這些措施使得36社的空間範圍逐漸形成，並能與漢人街庄並立，成為基層自治行政單位。即使官方三令五申，噶瑪蘭人仍不敵漢人的擴張，加留餘埔政策在西元1850年代（咸豐年間）鬆動崩解，導致平原上噶瑪蘭族各社生計日益窘迫，一則逐漸漢化，淪為漢人的佃農，一則放棄原居地而徙居近山地帶或三星平原，甚至遠走到花蓮、臺東一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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