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大戰後初期，台灣資源缺乏，不但尚未建立運輸製造業，連外國貨車也難以進口。中南部有貨運需求的業者即結合鐵工師傅到左營向政府標下報廢舊日本軍車零件來組裝貨車（當時南台灣舊軍車都集中到左營）。每五台軍車的零件可組成一台貨車；每十台組成之貨車，政府抽六台，業者自得四台。接著，業者到高雄買中古貨車車身及舊日軍吉普車引擎來組裝三輪汽車。其後，則常從高雄中古零件商獲得以廢五金進口之日本貨車中古零件。戰後物資缺乏的年代中，台灣商人與鐵工師傅在窮則變，變則通的動腦筋下，將各式報廢物資重新組合而成就了拼裝車，可說是早期的資源回收。貨運上的需求刺激了拼裝車的興起。以砂石載運為例，戰後初期的砂石載運是以牛車為主，就速度與運量而言，都有著甚大的限制。民國五十年代透過美援、農業生產復興、與外銷輕工業產品，經濟上有長足進步，而隨著反攻大陸逐漸不可能，國民黨政府也逐漸將眼光放回台灣的建設上。民國六十年代開始的各項建設以「十項建設」做主軸，其中包含著眾多土木工程，其所需之大量砂石率多採自河沙，此非當時僅能後輪傳動的貨車所能勝任。此外，民國61年行政院長蔣經國宣示「加速農村建設九大重要措施」後，農村展開許多公共建設，而在崎嶇山區或鄉間小路進行之農村建設所需載運的砂石，亦大都仰賴四輪傳動的拼裝車。不管是戰後初期的貨運需求，或是經濟建設所需的砂石運輸，在一般貨車無法勝任的情況下，提供了拼裝車一個非常重要的發展環境。拼裝車興起的另一個源頭是農村需求。戰後初期的台灣農村仍然以耕牛為主要的耕作動力，及以牛車為主要的運輸工具。機械成為耕作動力與運輸動力，不僅是技術進步的結果，更是受到戰後農業政策與產業結構變遷的重大影響。戰後推動的土地改革提高了自耕農的比例，也造成了台灣農業嚴重的零細化，而難達致經濟規模。其次，政府透過徵收（包括地租、教育捐、國防捐、公有地地租）、強制徵購（包括公有地隨賦徵購、公有地隨佃徵購、大中戶餘糧徵購、預借徵購）、物物交換（肥料換穀）等手段大量吸取農村的資源，使得農家每戶所得遠不如非農家所得，農家每人所得僅達非農家每人所得的58％而已。更值得注意的是，在農家這般低所得中，純農業收入所佔的比例自民國55年的66％，快速降至民國69年的26.4％。當大部分農民無法以農業維生時，年輕人就大量外流至大城市了。農村骨幹人力的大量外流，直接反映出來的現象就是農村人口老化。其衍生的現象包括勞力不足、工資昂貴、與耕作粗放；在耕牛亦不足的情況下，農村引進俗稱「鐵牛」的耕耘機來耕種或代人耕種。戰後初期雖然就自美國引進曳引機，但僅侷限於台糖使用。直到民國45年開始自製耕耘機，於民國47年於各地分設七個農業機械推廣站後，農業機械化才開始進行。民國四十年代末期已出現農用拼裝車，但並未立即造成風潮。早期農用拼裝車的引擎主要是以耕耘機的機頭與機車引擎來改裝。耕耘機機頭除了能當運輸動力外，更可當噴農藥與抽水的動力；因此，耕耘機的普遍性直接影響拼裝車的零件貨源。耕耘機的普遍性受到下列幾個因素影響。首先，農業機械化的誘因來自人口外流所造成的人口老化與勞力不足；但台灣農村人口開始大量外流於民國五十年代中期的輕工業外銷產業蓬勃發展時方見之。其次，台灣在進口替代與發展工業的政策下，希望自製耕耘機，而禁止外國耕耘機進口。耕耘機與機車的逐漸普及，提供了兩類農村運輸方式的出現，其一是以耕耘機或機車拉著「利亞卡」來搬運稻米蔬果；其二是以耕耘機或機車的引擎來組裝搬運車。前者是每一擁有耕耘機或機車的農家隨時可為，後者則通常是以中古耕耘機或機車的引擎來改裝。不過，耕耘機與機車引擎的馬力較小，不見得符合各種需求，因此，載重量大的貨運用柴油引擎也就逐漸被引進應用。隨著偏遠地區的交通需求，山地之木材、竹材、竹筍之開採，高山蔬菜與高山水果等之種植，平地蔬菜種植的專業化（如雲林縣西螺鎮、二崙鄉、崙背鄉、彰化縣溪湖鎮等），水果的集散運銷（如台南新化鎮），酪農業之發展，甘蔗運輸方式的變化，養殖漁業的發展，及為裝載耕耘機到田裡等各種需求，以耕耘機引擎或貨車柴油引擎（主要是四汽缸或六汽缸）為動力的各式拼裝車就逐漸在農村盛行了。(本文摘要自林崇熙之論文:沉默的技術--嘉南平原上的拼裝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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