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係吳新榮寫於1947年3月11日日記。吳新榮本日接獲臺北與高雄兩地的情形不樂觀；下午又得知臺南市宣布戒嚴令，以及要求市民繳還兵器與清查戶口等，因此擔憂身處各地的兄弟與長子吳南星之安危；晚間與高文瑞等人訪問警察所長，探問地方情勢。 　　日記中提及的臺北、高雄與臺南情形，指1947年臺北二二八事件發生以來的社會窘況。其中高雄地區於該年3月3日開始騷動，時任高雄要塞司令部司令彭孟緝於3月6日擒拿高雄市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以下簡稱處委會）代表、派兵入市區屠殺處委會委員，以及掃蕩高雄火車站與第一中學，並於3月7日掌控高雄地區。至於臺北地區，則在3月9日因憲兵與國軍二十一師陸續抵臺，時任臺灣省行政長官兼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總司令陳儀宣布臺北市戒嚴，隔日又宣布全省戒嚴，亦即本日臺南市戒嚴脈絡，而又因抵臺軍隊於各地武力鎮壓，造成死傷慘重。從吳新榮1947年3月以來的日記，可窺見當時二二八事件於全臺蔓延情形、時局緊張氛圍，以及臺南地區處委會的發展。又自該年3月10日陳儀命令解散處委會後，許多處委會成員成為二二八事件受難者，如曾任臺南縣處委會總務組副組長的吳新榮亦曾被捕，而究整體二二八事件根本原因，與戰後初期的失政有關，如官場貪污舞弊、公營企業經營不善導致通貨膨脹、對臺灣人的歧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