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為吳新榮寫於1940年5月7日的日記。晚上吳新榮與郭水潭、徐清吉、洪金湖等人在酒販賣所集會，商量信用組合的問題，他雖然已失去結黨共事的興趣，卻還是對洪金湖在佳里街的號召力充滿信心。此外，今日吳新榮看了橋田邦彥的《自然與人》一書，他是因為對作者本人感興趣而購入此書，但翻過後覺得內容乏味。 日記中提到的橋田邦彥，於二戰期間1940年到1943年擔任日本的文部大臣（相當於我國教育部部長，為內閣閣員），二戰結束後被以「破壞和平、發動侵略戰爭」的罪名被列為甲級戰犯的嫌疑犯，但在審判前他就在自家服毒自盡，未經過正式的判決程序。橋田邦彥畢業於東京大學醫學科，曾至歐洲留學，回國後回到母校東京大學擔任助理教授，出版了不少醫學、生理學書籍。1940年任文部大臣，除了醫師、教授身分外，也是哲學家、宗教家。在吳新榮對此人的描述中，提到了「日本主義」一詞，應是指在當時時代背景下，認同大日本帝國，以身為日本人為傲的「日本主義」，並非今日藝術界所稱之源於19世紀浮世繪傳入歐洲帶起的「日本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