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正八年（1919）臺灣山地發生嚴重的旱災及流行感冒，結果死亡者日增，動搖了泰雅族人的心理，認為由廢止舊文化得祖靈的責罰而降災於民，為緩和祖先的憤怒，各地紛紛恢復文身的施行，如南澳群諸社有一百二十一名，霧社群諸社也有一百十九名於此時接受施術 。日政府立刻對之彈壓，如1. 押留犯者；2. 沒收文身用具；3. 罰犯者服役勞動（約十天）；4. 犯者科罰金錢；5. 訓戒違犯部落社人；6. 對違犯部落停止貸與狩獵用之銃器；7. 令違犯之部落遷移於警戒線內以便監視。經此一次的改革後，泰雅族的文身施術也就消失了。此後除昭和五年（1930）霧社事變起義的霧社群諸社會一度的恢復施術外，不再聞到該族有施術的舉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