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一座寺廟的柱聯或牌匾,可以獲知修建的文化社會背景,因為它的人名與年代落款,是非常真實且有價值的線索。艋舺龍山寺尚保存清嘉慶年間的「佛法皈依」匾額,由泉郊眾等敬立,可證實當時信徒以泉州郊行商行或船頭行,同業組織為主,1871年(清同治10年)又有北郊金萬利「柔順利貞」匾,此郊行作福州、寧波及上海方面貿易,臺南也有,是全臺南北有影響力的郊行,我們得以了解三百年商業貿易行是艋舺龍山寺的重要支持者。
此外,也有1866年(清同治5年)由福建巡撫提督運務兼理糧餉徐宗幹所立的「泛舟利濟」匾。1872年(清同治11年)由欽賞監翎加都司陞銜屬艋舺軍守備陳性恩所獻匾額「慧眼慈心」。
至於艋舺龍山寺是否有更高階的匾額?據《艋舺龍山寺全志》載,大殿原有清光緒帝所賜的「慈暉遠蔭」匾,浙江提督伯爵王得祿的「大發慈悲」匾,福建陸路督孫開華的「慈雲普蔭」匾,提督林文察「即此是佛」匾及日治初期男爵後藤新平、田健治郎之匾額等,但可能遭二戰之轟炸而不存。
由上匾額可以了解「郊行」及地方文武官員皆是龍山寺背後不可忽視的支持力量。1919年(大正8年)由王益順改築設計時,當時背後出錢出力者甚眾,信眾公推辜顯榮、吳昌才等人主其事,他們出錢出力,住持福智法師也出錢甚多,但在匾額或柱聯上卻未見其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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