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片中的女子，為廖瓊枝祖母廖黃氏蘭女士（相片由廖瓊枝之子廖文庭先生提供）。另一張相片，則為則為張哲生先生所提供，呈現的是相片中的寄藥包。廖瓊枝生於1935年（昭和10年）的基隆，她是臺灣歌仔戲藝員；在2009年，臺灣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指定她為「重要傳統藝術歌仔戲保存者」。廖瓊枝老師以自家的生活處境談起。究竟藥籤與寄藥包這兩個不同的常民醫療管道，是如何在戰後臺灣的時代生活中發展的呢？

外祖父廖阿頭逝世時（1945年），外祖母與她便從基隆老家遷居到台北艋舺西園路上。為了支撐家計，廖老師常於凌晨四點天未亮前，由外祖母陪同，祖孫倆並肩走去批油條、冰棒或雙胞胎（俗稱割貨），而後在龍山寺附近兜售。廖老師談起家中長輩在用藥經驗上，對於成藥與藥籤的使用狀況：她分析，一般會去廟裡求藥籤的，大概是醫生診斷不出病因，或長期久病的慢性症狀患者為主。去廟裡求籤是有步驟與順序的：首先，會先尋病因，接著再問，可以幫忙的貴人位在何方（東南西北）。接著，憑藥籤的籤詩與方位，找到中藥房抓藥。廖老師也提到，因為藥籤最終，還是得透過中藥房抓藥，因此在費用上，仍高於成藥。在家中經濟條件的現實考量下，廖老師印象裡，外祖母似乎沒有求取藥籤的經驗。對外祖母而言，身體有病痛時，甚至連家裡由藥廠存放的成藥（又稱寄藥包仔），都因為想省錢而不敢吃，能忍就忍。

透過廖老師的回憶，細膩的勾勒出戰後初期，臺灣常民生活的醫療經驗與用藥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