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黃貴潮（Lifok Oteng）於1952年（民國41年）5月27日至30日的日記，根據黃貴潮於《遲我十年：Lifok生活日記》（2000年出版，第 112－113頁）書中的記錄，日記的部分內容為：　

「五月二十七日至三十日　天氣：二十九日、三十日大雨、其他雲天

那天晚上，患部的Calakas取出的消息傳出後，親戚阿婆們來到家中，『好極了！好極了！』來道喜和慰問。之後大家各自談談過去探望病人的經驗，直到深夜。

三十日，舅舅到新港領取亡兄撫恤金，以及聯絡醫生拿藥膏，來治療我腳部的傷口。到黃昏尚未歸來。

『如果這次的醫療會成功，也許我能早一點自己站立行走！』今天在腦海中只想著這個睡不著覺。」

蔡佩含（2017年）分析黃貴潮書寫的日記的重要性，認為「Lifok（黃貴潮）的日記《遲我十年— Lifok生活日記》承載了其身體從『常』到『異常』的生命經驗。…藉由Lifok的日記，我們可以理解他從日治時期跨幅至台灣現代社會，面臨著不同政權轉換、不同文化、不同經濟體系、社會制度及新／舊文明的巨大衝突，而在這複雜交錯的時空背景下，Lifok的殘疾身體受到的規訓與箝制，不僅來自日本的強勢文化，也來自於部落最傳統的社會組織、宗教祭儀，性／社會性別制度的規範。這些無形的權力不僅界定了他的身體以什麼樣的方式存活，也意味著種族、文化、不同文明價值觀的衝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