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黃貴潮（Lifok Oteng）於1952年（民國41年）5月11日寫下的日記，根據黃貴潮於《遲我十年：Lifok生活日記》（2000年出版，第110－111頁）書中的記錄，日記內容為：　

「五月十一日／星期日　天氣：晴

　　虱目魚苗的行情變成一尾二角。因為價格急速下滑，捕魚苗的村民處於混亂之中。仲介人很多，有的一尾喊五角，可是仍然沒有人賣。之後，知道價碼不能再往上提高，大家都失望了，舅舅就是其中之一。真無可奈何啊！買白米的錢都沒有的他，賣了約五、六百尾給吳先生，收了一百五十元現金。吳先生要在今天下午三時半，用卡車載約二、三萬尾魚苗到台南去。冒著挨媽媽罵的風險，從一百五十元中拿了二十元，偷偷地交給吳先生，請他到台南買一本《キンク》回來。

　　啊！姊姊每天發牢騷。」

黃貴潮在臥病的第七年開始寫日記，他將寫日記當成一種人為的呼吸，透過不間斷的書寫紀錄來延續生命並探索生命的各種可能性。孫大川為《遲我十年：Lifok生活日記》（2000年出版，第6頁）寫序，認為黃貴潮日記的小歷史也可能反應阿美族社會的大歷史，黃貴潮的書寫對原住民文學與歷史的建構有一定的貢獻。「從某種角度來說， Lifok日記對抗了漢人對台灣的獨白史，不甘於被充滿權力意志的大歷史敘述所淹沒。蒐集、累積、整理、出版原住民這類殘存的材料，可以將台灣原住民介入書寫活動的歷史，至少往前推進五十年。這對我們建構原住民的文學和歷史，應當可以產生一定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