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黃貴潮（Lifok Oteng）於1956年（民國45年）1月31日寫下的日記，根據黃貴潮於《遲我十年：Lifok生活日記》（2000年出版，第176頁）書中的記錄，日記內容為：　

「一月三十一日／星期二

　　為了法院告訴問題，和Pahok先生一起去重安辦公處，晚一點才見到李警員，把事情結束。Pahok先生之事件仍必須到台東法院去。

　　搭上午十時的公車回家，等待卡車載稻穀去納稅的人很多。那位卡車司機，請我指點他彈吉他的方法，我按照教本說明彈法教他，他高興得不得了。我看見他對吉他的狂熱程度了。

　　今晚下了毛毛雨，但女青年B組仍在Arik家集合，練習跳舞。」

黃貴潮在臥病的第七年開始寫日記，他將寫日記當成一種人為的呼吸，透過不間斷的書寫紀錄來延續生命並探索生命的各種可能性。孫大川為《遲我十年：Lifok生活日記》（2000年出版）寫序，認為黃貴潮日記的小歷史也可能反應阿美族社會的大歷史，黃貴潮的書寫對原住民文學與歷史的建構有一定的貢獻。「對沒有文字的原住民來說，任何隻字片語的記錄，都像發光的燭火，為我們照亮追溯祖先歷史的道路……」「Lifok的日記呈現一種內向敏感但又冷眼旁觀的敘述風格，任何數量和事件的細節他一個都不放過，極為精準。活動範圍被侷限，心思卻變得異常靈活，Lifok的日記讓我們看到傳統阿美族宜灣部落的文化、精神風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