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黃貴潮（Lifok Oteng）於1960年（民國49年）7月13日寫下的日記，根據黃貴潮於《遲我十年：Lifok生活日記》（2000年出版，第212頁）書中的記錄，日記內容為：　

「七月十三日／星期三

　　為那位老人代理受洗，沒有辦法這麼早就做。尚未到達半死昏迷狀態之前，是沒有辦法做的，依那位老人的病情來看，已經不成人樣。老人沒有孩子，讓人覺得非常傷心，也很淒慘。第一，家裡沒人照顧他，好像是動物一樣。第二，老人家的衛生、三餐等等沒人料理，吃還是不吃，放任著由他去。非常可憐的病人，同情他是必要的。

　　但他們完全沒有信仰天主的意向，更不會念經祈禱。還是停留在往昔的迷信中，什麼也不曉得。我懷著這種心理，參加了今天的會議。

　　天氣炎熱極了，會議在上午結束。下午以後做了什麼？自己一點記憶也沒有。」

黃貴潮在臥病的第七年開始寫日記，他將寫日記當成一種人為的呼吸，透過不間斷的書寫紀錄來延續生命並探索生命的各種可能性。孫大川為《遲我十年：Lifok生活日記》（2000年出版，第6頁）寫序，認為黃貴潮日記的小歷史也可能反應阿美族社會的大歷史，黃貴潮的書寫對原住民文學與歷史的建構有一定的貢獻。「從某種角度來說， Lifok日記對抗了漢人對台灣的獨白史，不甘於被充滿權力意志的大歷史敘述所淹沒。蒐集、累積、整理、出版原住民這類殘存的材料，可以將台灣原住民介入書寫活動的歷史，至少往前推進五十年。這對我們建構原住民的文學和歷史，應當可以產生一定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