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黃貴潮（Lifok Oteng）於1951年（民國40年）4月27日寫下的日記，描述母親工作和親友到訪情形，也提到戰亡大哥的撫卹金，根據黃貴潮於《遲我十年：Lifok生活日記》（2000年出版，第62頁）書中的記錄，日記內容為：　

「四月二十七日／星期五　天氣：世界晴朗

　　啊……在人間世界裡，勞動的過一生，還是以勞累終止其一生吧？此外有何辦法呢？

　　今天無聊的發慌，不過今天特別訂了時間表，按時間作息，覺得日子過得好長。一人在家守著，來玩的人，半個也沒有。

　　媽媽參加共同牧場的圍籬笆工作，傍晚時回來，眼睛被蜜蜂叮傷腫起來。

　　鍾先生來了，說他四、五天後要去台南，就拜託他買一本日語歌本回來。舅舅去領取大哥的撫恤金還沒回來。Sawnong舅舅來了，他們又要喝酒了。」

黃貴潮在臥病的第七年開始寫日記，他將寫日記當成一種人為的呼吸，透過不間斷的書寫紀錄來延續生命並探索生命的各種可能性。孫大川為《遲我十年：Lifok生活日記》（2000年出版，第6頁）寫序，認為黃貴潮日記的小歷史也可能反應阿美族社會的大歷史，黃貴潮的書寫對原住民文學與歷史的建構有一定的貢獻。「從某種角度來說， Lifok日記對抗了漢人對台灣的獨白史，不甘於被充滿權力意志的大歷史敘述所淹沒。蒐集、累積、整理、出版原住民這類殘存的材料，可以將台灣原住民介入書寫活動的歷史，至少往前推進五十年。這對我們建構原住民的文學和歷史，應當可以產生一定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