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黃貴潮（Lifok Oteng）於1951年（民國40年）3月9日寫下的日記，根據黃貴潮於《遲我十年：Lifok生活日記》（2000年出版，第39－40頁）書中的記錄，日記內容為：

「三月九日／星期五　天氣：晴後雲

　　約十二時，去參加喝酒的媽媽好像心情不愉快的回來了，並匆匆忙忙地整理屋內，又不知道為了什麼自言自語。『媽，妳怎麼了？』我問，『等下有很多的客人來這裡！』她說。於是不久，來了約三十多位客人，其中一位客人喊叫：『 Lifok拉拉胡琴吧！』從來未在大家面前表演過的我非常害羞。後來不得已勉強用發抖的手指來拉胡琴，他們靜靜地聽了。『拉得好！非常好聽！』同時大家鼓掌了，我不但不敢答謝反而更加害羞。我為什麼膽子那麼小呢？二時許，把一封信交給郵差。傍晚，又來了兩位客人。據他們說，白桑安村有位叫Ramay，他有一把吉他。好哇！下次向他借來彈。」

黃貴潮在臥病的第七年開始寫日記，他將寫日記當成一種人為的呼吸，透過不間斷的書寫紀錄來延續生命並探索生命的各種可能性。孫大川為《遲我十年：Lifok生活日記》（2000年出版，第6頁）寫序，認為黃貴潮日記的小歷史也可能反應阿美族社會的大歷史。「尤其對沒有文字的原住民來說，任何隻字片語的記錄，都像發光的燭火，為我們照亮追溯祖先歷史的道路；更由於他不是大人物，寫的也不是什麼大事件，反而讓我們清楚的看到那時阿美族人具體且有血有肉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