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黃貴潮（Lifok Oteng）於1951年（民國40年）3月6日寫下的日記，根據黃貴潮於《遲我十年：Lifok生活日記》（2000年出版，第37－38頁）書中的記錄，日記內容為：

「三月六日／星期二　天氣：晴後雨

　　今天一早就拿起鉛筆和簿子寫了寄給賴國祥先生的一封信，到中午時分才寫完。下午一時，給小雞餵飼料，原來有八隻的小雞，數了再數，怎麼只有七隻而己，放大聲呼叫小雞回來。『 嘟嘟嘟！』但沒有出來。啊！對了！最小那隻不見了，牠到哪裡去了呢？好可憐哪！好不容易長這麼大了。或許被老鷹捕捉的！真可惡的老鷹！誰能來把那捉小雞的老鷹打死呢？令人可恨……。七隻小雞看著我，把牠們的喙高高舉起啼鳴著，好像知道一隻兄弟不見了而悲痛。下午兩點鐘，郵差來了，把信交給他！傍晚，一家人都回來了。由於舅舅去山上砍建材經過家，便一起吃晚餐，飯後每一個人把今天所做的事，說給大家聽聽。」

黃貴潮在臥病的第七年開始寫日記，他將寫日記當成一種人為的呼吸，透過不間斷的書寫紀錄來延續生命並探索生命的各種可能性。孫大川為《遲我十年：Lifok生活日記》（2000年出版，第6頁）寫序，認為黃貴潮日記的小歷史也可能反應阿美族社會的大歷史。「尤其對沒有文字的原住民來說，任何隻字片語的記錄，都像發光的燭火，為我們照亮追溯祖先歷史的道路；更由於他不是大人物，寫的也不是什麼大事件，反而讓我們清楚的看到那時阿美族人具體且有血有肉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