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時任派報工會理事長周桂興、理事何龍斌口述，介紹派報這個職業的發展過程與相關的勞資糾紛。自1988開放報禁後，各種民間報社相繼成立，派報業務隨之增加；周桂興提到，派報分成兩種，一是挨家挨戶去送的，是為「訂戶報」，另一種則是有固定的發售場所，如雜貨店、文具店，則稱為「零售報」。戰後，台灣的送報生大部分來自外省籍的退伍軍人，周桂興以開始送報的1960年代為例，當時的報紙只有兩頁，在早期沒有健全的保障制度，派報生送報紙所得的僅是「傭金」，一戶訂報每個月約25元，送報生可得傭金約5至7元，送報到府後，必須按時向民眾收取訂報費，送報生還得負擔民眾不續訂的風險；相較之下，雜貨店或文具店內販售的零售報，則是店家直接向報社預訂一定數量的報紙，等著客人上門買報，賣不完的還可以退回報社，一份報紙往往可賣到五毛錢，這樣不公平的價差，使當時的派報生非常憤憤不平。談到關於勞資問題，早期的派報生需先去向報社發行部的領班，爭取工作，但身分僅是「零工」，其問題在於報社總部設在臺北，無法深入管轄各地的分社，分社遂成為了剝削派報生的「仲介」，傭金多寡隨意制定；由於派報所得薪資低、各分社剝削傭金、又不把派報生當員工看待，周桂興和幾個派報生，開始與報社（資方）、仲介開會，希望爭取提高30%的傭金，周桂興笑稱「當時其實就是罷工了！只是我們用不送報這個名義」。經過多方努力後，得以順利組織派報工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