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歌仔冊查禁為楔子，試圖從大歷史敘事中探討官方查禁系統與民間文學之間的流變關係。國民政府的查禁政策意在將「民間文學」、「道德規訓」與「政治理念」相互扣連，其生成脈絡唯有透過跨時代的觀察方能明瞭。雖然1949年後統治環境與政策方針大幅轉變，其核心理念卻展現延續性，特別體現在透過身體規訓與道德改正來強化國體威信。「反共」的直接標籤與「道德改正」的迂迴路徑，實則同為國體建構與鞏固的手段，只是後者更需細緻的歷史脈絡梳理。

實際上，早在三〇年代，國共雙方皆已意識到民間文學的流動性與啟蒙性，能成為思想灌輸與規訓的重要載體。國民政府挪用傳統儒家「道德規訓」的觀念，結合軍事化、紀律化的思想模式，將三者內化為身體規訓，進而形塑官方欲建構的「國民性」。此一取向更早於在國民政府在中國時期便已成形。

總而言之，剔除不利於統治的封建思想，並強化有利於政權的道德觀，成為審查民間文學的重要依據。即使遷臺之後，歌仔冊仍依循此一思路接受檢視。然而，回顧五〇年代的查禁事件，亦可見以道德規訓作為檢查準則的侷限，特別在於標準易流於主觀與任意，使查禁本身充滿矛盾與漏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