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村先生是日本時期在臺灣出生的日本人，戰後隨著家人被遣返日本國內，在臺灣經濟發展之時，野村帶著兒時的想念再度回到台灣工作，但隨著台日合作關係的結束又被調回日本。野村持續與台灣前同事吳秀瑾保持二十幾年的通信，從不間斷，從信件中更能了解移民生活的各個面向。

這封信是野村先生最近的一封信，也是日本令和元年寫的一封信。隨著年齡越來越大，也隨著回到日本的時間越來越久，野村先生在前幾封信中開始說，自己的中文恐怕快要遺忘光了。這是帶有悲傷的說法，遺忘了一種自己半生工作地點的語言，幾乎就等於要遺忘自己的人生一半的重要文化。但這不是有意的遺忘，而是一種使用的失去彈性，也是一個人隨著年紀就會慢慢出現的狀態。野村先生一方面依舊持續地說著他這一年的生活重心，一方面說著，自己希望還有機會可到台灣看看。對於一個移民者來說，尤其文化上的累積總是會在不同的時刻呈現出來，但也可能會遺忘一些看起來很基本的技能，例如文字或語言。但就些都是外在學習而來的，野村先生談到中文慢慢離他而去，應該也是一種對記憶難以掌握的哀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