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村先生是日本時期在臺灣出生的日本人，戰後隨著家人被遣返日本國內，在臺灣經濟發展之時，野村帶著兒時的想念再度回到台灣工作，但隨著台日合作關係的結束又被調回日本。野村持續與台灣前同事吳秀瑾保持二十幾年的通信，從不間斷，從信件中更能了解移民心理與生活的各個面向。

這封信是民國91年（2002）的第二封信，前一封信裡，野村先生還說，自己即將退休，希望能夠回到日本三菱電機的總公司。到年底這一封信，事情又忽然有了變化，原來已經辦理退休的野村先生忽然又收到公司的請託，希望他能夠到中國大陸工作，這一次除了回到上海，還希望他能夠到大連幫忙成立分公司。野村先生的人生旅途又多了一個地點，大連。琇瑾的父親年輕的時候就因為工作必須在台灣故地到處遷移，琇瑾的日本筆友也是如此，這似乎是一種文化上的牽引關係。同時，野村先生的工作跟的年琇瑾父親的工做一樣，都是因為外資進入國內，開始在國內深耕。個人的移動跟外國的資金有時候是息息相關的，這是一個工作者必須要面對的移動狀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