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村先生是日本時期在臺灣出生的日本人，戰後隨著家人被遣返日本國內，在臺灣經濟發展之時，野村帶著兒時的想念再度回到台灣工作，但隨著台日合作關係的結束又被調回日本。野村持續與台灣前同事吳秀瑾保持二十幾年的通信，從不間斷，從信件中更能了解移民生活的各個面向。

這封信是民國89年（2000）時，野村先生從上海寄過來台灣給琇錦的信，野村先生在信中說，他已經到上海三年了，一直想回到日本總公司，也許四月份會調回日本。琇瑾因為家裡的文化關係，對於移動在不同的文化裡有一種特殊的適應能力。野村先生雖然是日本人，但因為從小將在異國出生，二戰後被遣回。從國外被遣回日本，那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整個國家的一件大事件。當時有七百萬左右的日本人因為戰敗必須從殖民地回到日本，這是震驚世界也是震驚日本國內的大事。移動不是只有個人的身體移動，而是在一種全然沒有財產、沒有未來的狀況之下回國。這樣的回鄉經驗非常特殊，也是是如此特殊的回鄉，反而使野村先生一直覺得離開故鄉是一比較適合自己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