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村先生是日本時期在臺灣出生的日本人，戰後隨著家人被遣返日本國內，在臺灣經濟發展之時，野村帶著兒時的想念再度回到台灣工作，但隨著台日合作關係的結束又被調回日本。野村持續與台灣前同事吳秀瑾保持二十幾年的通信，從不間斷，從信件中更能了解移民生活的各個面向。

這封信是野村先生在民國87年（1998）寫給琇瑾的信，上一封信他就已經說明因為工作的關係他又調到上海了。野村先生一直在日本的三菱公司工作，當年就是因為日本三菱公司與台灣的歌林公司合作成立新的公司，他才從日本到台灣來。但更早之前，他是一位在台灣出生的日本人，因為二次戰爭後日本人遣返，他才跟著父母回到日本。在台灣出生生日本人，也許就把台灣當成生命中的第二故鄉，所以這樣的訊息聯繫，總好像跟自己的故鄉有一種聯繫。野村先生的移動看起來好像僅僅是他個人的事情，事實上，野村的移動正代表了亞洲產業的流動方向。因為野村先生代表日本的資本，而從來台灣，到離開台灣前去大陸，正代表了那一段時間台灣經濟的真實狀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