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32年，總督府為了取得經濟上的利益，在財政、金融等方面有相當多的新政策與管制措施。為基隆築港費，總督府以發行事業公債的方式募集資金。食鹽專賣法與樟腦局成立，將鹽與樟腦的利益收歸政府。總督府開通財源管道的措施，具體表現在台灣關稅規則的公佈上。為了進一步開發資源，開設金融機關便成為首要之務，便以融通工商業、公共事業經營所需的資金，在此背景下，台灣銀行正式於9月26日開始營業。就經濟建設而言，台灣鐵道會社的解散與總督府鐵道部的成立，代表總督府重視台灣鐵路的營建，因而以提高層級的方式加速推行鐵道事業。香港定期航線在4月2日開通，則為台灣對外交通增加了一個穩定路線。在這有如繁花似錦的榮景背後，除了少數與日本人合作的台灣資本家之外，獲利者其實多為日本商社或政府，1月23日台北內地人組合商工會成立，勢力強盛。反觀台灣茶商之茶稅廢止請願運動失敗，反映出勢單力薄的台灣商人，在缺乏政治力量的背書下，顯現生存危機。經濟措施日漸完備的同時，亦代表著總督府權力日漸鞏固。首先，為總督強大權力背書的六三法，在今年展延3年。敕語述義頒佈，首次將日本對台教育的精神擴大至私人性質的書房與義塾。2月18日總督府公佈文官服制，意欲經由整齊劃一的制服，塑造文官威嚴，強化總督府在人民心中的統治權威。總督府並首度將統治觸角伸向外國人，發佈外國人取締規則。而為了統治需要，第一所師範學校與醫學專門學校分別在今年成立，使台灣有能力自行培養老師與醫師。南部鼠疫橫行，因而造成不小的危害。8月6日台灣窮民救助規則發佈，代表社會救濟事業進入法制化的階段。另外赤十字社支部〔紅十字會〕與台北醫院成立，有效提升台灣的醫療品質。對於一般人民而言，這些制度的創建，意味著人民生活品質的提高。了募集鐵道建設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