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月9日的水返腳抗日到11月22日的太平頂抗日事件，說明了抗日活動在今年仍持續進行。水返腳之後是1月19日的新營庄、4月5日的礁溪、28日的東港、5月8日陳秋菊攻台北，以及9月7日的八芝蘭等抗日事件。事實上在明治35年之前，抗日運動從未真正停止過，只是規模與次數逐漸減少。明治30年的抗日運動正反映著這樣的事實。相對於抗日運動的衰微，總督府在統治基礎與權力上明顯茁壯。1月18日將天皇發佈的「教育敕語」以漢文譯出，以期透過教育手段，加強台人對日本與天皇的效忠。10月13日發佈總督府官制改正，則是透過行政制度上的調整，對於日漸穩定的台灣社會進行因地制宜的控制。殖民政權的權力展現，除了表現在政治與軍事之外，地名的重新命名，代表統治者企圖以文化改造手段改變台灣人對土地的認同。這一年玉山被命名為新高山，原因是玉山比日本第一高峰富士山還高，故稱為新高山。這種台灣地名日本化的現象，正是地名權力學的具體展現。掌握宣傳工具對國家機器的權力成長有重要的關聯性。由川村隆實所主辦的台灣日報在3月8日創刊，成為宣傳日本殖民政策與三段警備制的工具，但由於台人識日文者不多，發行量始終有限。日本治台後，相當用心於探勘台灣的地理環境。1月11日由深崛大尉率領的中央山脈橫斷探險隊正式出發。這次探險本來是具有歷史意義的，但在2月14日突然傳來探險隊失蹤的消息，經過長時間的搜尋之後，仍未尋獲，因而在8月21日舉行追悼會。按馬關條約規定，台灣居民自換約日起2年內得自由選擇國籍，明治30年5月8日正是兩年的期限日。選擇離開的大多為資產家，約有4500人，佔台灣總人口的0·16%，留下來的，或許是因經濟能力限制，也或許是出於對這塊土地難以割捨的眷戀。但對於台灣人而言，明治30年最重要之事，仍是去留的抉擇。它測驗了台灣人對「吾土」的認同度，98·84%的台灣人給了這個測驗最熱烈的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