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灣的白色恐怖年代，所有有關社會批判的議題都屬禁忌，藝術家必須借物寓情，以「保持安全」的方式一舒胸臆。創作於1976年的「合理的虐殺」，以民間祭儀中必定誅殺豬公以饗神明、祖先的俚俗為主題，在看似生活化的寫實場景中，一方面「政治性正確」的附和了當局「殺朱拔毛」的意識形態口號，表達對大陸共產社會的狎褻嘲諷；一方面也以豬公的利刃頂喉、四腳受縛、口不能言，隱喻台灣在政治高壓統治下的社會情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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