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動年代下的臺灣人劉吶鷗

一個臺灣史觀點的思考（節錄）

◎張炎憲^*

1939年汪精衛在南京成立國民政府後，隔一年，1940年，劉吶鷗就被暗殺身亡，暗殺的原因可能是跟他親日或親汪精衛政權有關。在1940年複雜的時空背景下，臺灣人到底在上海應該扮演怎樣的角色，是一個很難處理的問題。劉吶鷗本質上是親日本的，所以他的好友施蟄存才認為他是「三分之一的上海人」、「三分之一的臺灣人」、「三分之一的日本人」，表示他當時的身分很特殊，而且在被暗殺的時候，他正好是「國民新聞社」社長，該社與汪精衛政府有關，所以他的死與政治脫離不了關係。1940年9月3日劉吶鷗被暗殺，短短36年的生涯，從劉吶鷗身上我們可以發現存在許多問題。

如果我們從另外一個角度去思考，那就是在變動年代臺灣人到底應該怎麼辦？處於變動年代、在變動年代中求生存並不是臺灣人所願意的，1895年，日本人領有臺灣，也不是臺灣人的選擇，1930年以後，日本人發動戰爭，也不是臺灣人的選擇，1945年，日本戰敗，國民黨來接收臺灣，也不是臺灣人的選擇，所以在一切都不是臺灣人的選擇的情況下，臺灣人就任人擺布地度過了一百多年，而這一百多年我們到底如何去理解呢？劉吶鷗正處於這樣複雜變動的年代，是個很好的例子，很值得我們去理解。臺灣人在戰時是日本國籍，二次大戰結束之後，臺灣人變成了中國國籍，而日本和中國這兩個國家長期處於敵對的關係，臺灣人又先後被這兩個國家統治，應該如何自處才好呢？

首先我想說明在日本統治時代，臺灣人到底在想些什麼？到底在追求些什麼？我認為可以分幾個方面來說明：

第一方面，臺灣人認為他可以扮演介於中國與日本之間的橋樑角色，使日本和中國和平相處，不致發動戰爭。臺灣人認為，自己精通日文，又會講客家話、福佬話，懂得中國話，這樣的多語言關係是臺灣人的特殊能力，可以扮演中介的多重角色。我們從《蔡培火全集》可以看得出來，他寫過《與日本本國民書》，希望日本應該重視臺灣人，借重臺灣人的特殊才能，使臺灣人扮演中日兩國之間和平的橋樑角色。蔣渭水也在文章中提出臺灣人應該扮演中介的角色。所以當時臺灣菁英大多有臺灣人可以扮演日本跟中國之間橋樑角色的想法。

第二方面，當時的臺灣人認為要做一個堂堂正正的臺灣人，必須先改造臺灣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才有辦法趕上日本人，跟日本人平起平坐。所以在1920年代，臺灣人推動各色各樣的政治社會運動，如臺灣文化協會、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臺灣民眾黨、臺灣共產黨、臺灣地方自治聯盟以及無政府主義、勞工運動、農民運動等，企圖改造臺灣、建設臺灣。這些運動，從右派到左派，從自由民主、議會政治、政黨政治的追求到無產階級革命，其最終目標都是臺灣是臺灣人的臺灣，由臺灣人來治理，希望這樣的目標達成之後，臺灣能夠達到獨立自主。

第三方面，當時的臺灣人，有的因抗爭無法達成目標，在失望之餘，選擇遠走避難；有的相當徬徨，不曉得該怎麼辦而採取逃避；有的則參與國民政府的工作。而這些人也可以分成三個部分來談。

第一種人，是在1920、1930年代初期對抗日本，但因時局的改變，感到沒有成功的可能。其中如楊肇嘉，臺中清水人，在1941年到中國上海去經商；吳三連，臺南人，也在1941年先後到中國北京、天津經商，因為他們認為在二次大戰下，日本實施戰時體制，臺灣人已無法有所作為，甚至處處受到監視，只好逃離日本，跑到日本人控制下的中國地區去求生存。

另外一種人，因具備語言和專業上的才能，看到滿洲國、中國華北、華中、華南，都受日本的控制或影響，因此想去中國求發展。如江文也，臺北三芝人，在北平師範大學教書，創作出很多音樂作品；王詩琅，臺北人，在1938年到廣東參與日本人辦的刊物《廣東迅報》；陳澄波，嘉義人，也到上海教書，留下許多杭州、上海的畫作；廖文毅，雲林西螺人，到浙江大學任教，廖文奎到金陵大學任教；張深切，南投人，也到中國北京擔任教職，並創辦《中國文藝》。這些人到中國去，在政治上也許沒有什麼作為，但因具備多種語言和才能，在混亂多變的時局下，發展出他們的事業。

還有另外一種人就是依賴中國。依賴哪個中國呢？大多數人都是依靠中國國民黨，認為國民政府力量夠的話可能打敗日本，將臺灣從日本殖民地裡解放出來，如黃朝琴，他來自臺南縣鹽水鎮，在國府外交部工作；李友邦，臺北蘆洲人，他組成「臺灣義勇隊」來對抗日本人；翁俊明，臺南人，成立「中國國民黨臺灣省黨部」；李萬居，雲林人，在留法期間參加中國青年黨，之後在國民政府工作；張秀哲，臺北人，參加廣東臺灣革命青年團。這些做法的共同點是，當臺灣的力量沒有辦法對抗日本時，可以借重中國的力量來對抗。此外左派的謝雪紅、蔡孝乾等，想要借重共產主義第三國際的力量，或是中國共產黨的力量來對抗日本。總之無論是右派或左派人士，都認為臺灣人的力量不夠，無法推翻日本，只有借外力才有可能達到脫離日本的目標。

在日本統治時代，臺灣人大概有這三種心態，這三種心態都想要解決臺灣的問題，希望透過自己的方式，達到臺灣是臺灣人的臺灣、由臺灣人治理的目標，雖因手段不同，達到的成果或目標會有差異，但那時候沒想到那麼多，只想到在日本統治底下，臺灣人過的是次等國民的生活，希望能獨立自主，脫離被殖民統治的命運。

雖然在日本統治下，臺灣人有徬徨、有無奈、有悲哀、有痛苦，但也拚命努力學習，透過日文，了解到日本明治維新之後的近代化成果，也學習到歐洲、美國的近代民主自由和社會主義思想，並且看到中國的落後及需要改革的地方。臺灣人戰前的種種經驗應該傳承下去，讓下一代的人了解在日本統治時代，臺灣一方面被殖民地化，一方面也近代化，跟上世界的潮流，在臺灣做出許多貢獻。但這種經驗在戰後沒有辦法延續下去，因為中國國民黨政府認為這是受到日本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奴化的結果，而被消音無法傳承，成為臺灣人的歷史失憶。

臺灣人曾經當過日本兵，為了日本天皇打仗；也被國民黨徵集去中國，打過國共內戰；也被共產黨俘虜之後派去打韓戰。臺灣人在無法自主之下，被捲入三次戰爭，但這三個政權不只互相對立，甚至還發動戰爭相互廝殺，臺灣人處在這樣的時代，除了無奈悲哀，又該如何自處呢？

我讀了《劉吶鷗全集》之後非常感動，越讀越覺得臺灣人很無奈，但是也覺得劉吶鷗在這樣無奈的時代裡，創作出文學、藝術、電影等作品，留下事蹟讓人憑弔。正好我認識他的長子劉江懷，二二八事件後他到日本，改名「劉吶明」，與劉吶鷗（本名劉燦波）只差一個字，別人還以為他們是兄弟，其實是父子關係。

劉江懷參與廖文毅的臺灣共和國臨時政府，他主編《臺灣民報》，與日本時代的《臺灣民報》同名，但是戰後的《臺灣民報》是臺灣共和國臨時政府的機關刊物，也是海外臺獨運動首次發行的刊物。劉吶明在東京時主編這份刊物，因為他的日文很好，用日文寫作，是臨時政府重要的文膽。我曾經訪問過他為什麼要用「劉吶明」？他不置可否。但我相信，他應該是追思他父親。他父親劉吶鷗是一個浪漫的文人，新感覺派的文學作家，軟性電影的催生者。劉吶鷗的長子劉江懷也一樣充滿熱情、理想和浪漫，才敢在1950年代挺身而出從事獨立運動，在當時獨派人士勢必被國民黨列入黑名單，不只不能回臺灣，在臺灣的家人也會處處受到監控。

劉吶鷗在日本統治時代，到底應該扮演何種角色呢？臺灣人？日本人？或者是上海人？雖然他跟上海的文人有非常密切的關係，但是他流的血是臺灣人的血，他的國籍是日本國籍。他的兒子在1930年出生，當然是日本國籍，卻在戰後挺身從事獨立運動，認為臺灣只有獨立才是唯一的出路。雖然廖文毅的獨立運動沒有成功，但是劉吶明敢挺身投入獨立運動，如果跟他父親的行為連在一起來看，更能體會臺灣人在兩個時代所遭遇的困境，角色扮演的艱難，以及為臺灣謀出路必然遭受打壓的事實。

劉吶鷗與劉江懷父子兩人出身柳營望族劉家，都具備文學才華，充滿理想浪漫，才會在時代變動中做出與當時存在矛盾衝突的舉動，這到底代表什麼意義呢？我認為他們身處這兩個時代，走過兩個政權，一位處於國民黨、共產黨、汪精衛和日本相互角力衝突的上海，臺灣人生活其中彷彿是邊緣人，但他卻充滿鬥志，想要扮演文化推手，終於被暗殺犧牲；一位流落在日本從事獨立運動，想要打倒國民黨政權，建立獨立自主的臺灣。我想這是臺灣人在變動年代中，為追求理想的最好見證，所以我閱讀劉吶鷗的資料以後，有相當的感觸，不想從中國文學史、電影史的角度來討論劉吶鷗的表現，也不想追究新感覺派的作品內涵，或是上海文壇和電影界的真貌，也不想從中國國民黨或中國共產黨的鬥爭來看，因為這兩者都視劉吶鷗為叛徒。他的兒子劉江懷在海外從事臺灣獨立運動，也同樣被國共兩黨視為叛徒。所以國共兩黨的解釋都是統治者的解釋，不是臺灣人自己的解釋，也不是站在臺灣的歷史解釋。臺灣人的歷史解釋不能只著重於當時日本和中國的政局，圍繞他是不是親日或親汪精衛等等問題。因為這些都是外在世界的觀察，如果站在臺灣人的立場應該重視他是一個臺灣人，是日本國籍，去過上海，在上海工作時碰到許多問題，其中有許多問題不是他個人能力或地位所能解決，因此他面對這些問題時，他是如何去處理呢？他內心的感受、理想與現實的掙扎又是如何？我們討論劉吶鷗的時候，如果能從變動年代臺灣人的角色入手，而非只從日本角度、中國角度來討論，則比較能貼近臺灣人的感情世界，體會出臺灣人在世變之下的處境與作為。如此我們才能將臺灣人的心靈世界、理想追求、對臺灣的感情以及變動年代的體驗留傳下來，成為臺灣人珍貴的文化資產。

——選自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編《劉吶鷗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臺南：國家臺灣文學館籌備處，2005年11月

——2014年8月修改

註解

*張炎憲（1947～2014），嘉義人。臺灣史學者。發表文章時為國史館館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