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壢富台新村眷戶周小僧講述父母離婚後，父親到台北去，收入不好，只有自己在家，幾乎靠自己謀生，送報紙、撿破爛、洗衣場當童工，經常被欺負，為保護自己，慢慢地抗拒心強，發現自己有能耐，有次上學剛好看到村中駕駛兵在打潘姓鄰居家有肝病的爸爸，潘媽媽及潘小弟在旁邊哭，他就把駕駛兵踢開。潘小弟在村子裡習慣性被地奚落嘲笑，因為他不會抗拒；這件事發生後潘媽媽才准潘小弟跟他玩。周小僧規定潘小弟不准任何人欺負他，被人欺負就要反彈，從此潘小弟很敢面對事情，學會保護自己。學校很多被欺負的小朋友，因為他從小被訓練獨立、很敢面對，能打能衝，都跟著他像保護傘，慢慢地聚集多了，變成無形力量，別人不敢欺負他們，往外擴展，外面小角頭也不敢欺負他們，無形中變成一種勢力。

   眷村裡的幫派文化，李佩琳《臺灣的後眷村時代離散經驗與社會想像的重構》裡認為在較低階軍士官群聚的眷村中，「因為父母教育程度不見得高，生活較困苦，教育小孩的時間較少，因此只有打罵不見得能教出正確的觀念，甚至在這些眷村中容易產生眷村內的幫派」，書中根據受訪者表示「眷村的幫派起初成立是因為眷村第二代們的團結意識」「當時這些較為血氣方剛的眷村青少年們若遇到村外人的挑釁或被欺負時，常會成群結隊的去打架，久而久之，便開始形成了有固定成員的團體」，而各眷村的青少年小團體，在眷村間互相串連，就形成了幫派組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