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的建築，長期受到「重道輕器」思想影響，擔任設計大任的匠師很少在建築物上刻留姓名，導致後世很難考證匠師為何人。西洋建築則不同，像著名的希臘、雅典、CACROPOLI、衛城巴特農神殿或羅馬梵諦岡聖彼得大教堂，其建築師的背景及姓名都名留青史。中國古代也曾有「物勒工名」之紀錄，例如明代重修萬里長城，其城磚常雋刻工匠姓名，主要目的是在管控燒磚的品質。

        清代臺灣寺廟的匠師亦難考證，因為我們在廟宇石雕上大多是見到沐恩弟子的捐獻人名，以及柱聯上留名者的官吏撰文者或書法家，匠師的姓名如鳳毛麟趾，造成建築藝術史研究上的困難。陳應彬及王益順在二十世紀初的寺廟大改築時期的寺廟中，出現較多的匠師落款之例，值得我們注意。是否當時匠師的社會地位提高？或受西風影響？抑或匠師的信心十足加以自我肯定，使得匠師出現為建築作品簽名之例？

        1908年（明治41年）北港朝天宮及1912年（大正元年）臺北陳德星堂大修後，兩廟均可見到大木匠師陳應彬具名捐獻的名款，1917年（大正6年）大龍峒保安宮大殿可見到交趾陶匠洪坤福署名，1919年（大正8年）艋舺龍山寺前殿可見到石匠師蔣豐源、蔣細來及鑄鐵匠李祿星具名，石匠師辛阿救的名字也出現在1924年（大正13年）新竹都城隍廟的前殿柱上，這些匠師名款對後世的建築與工藝的匠派研究提供了可貴的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