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影片為1994年4月29日，製片人戴傳李（1926-2008）於國家電影資料館（今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電影教室之訪談紀錄片段。在訪談中，戴傳李自述無緣拍攝《悲情城市》(1989)此類題材電影的個人與時代因素。

戴傳李坦言，由於其(作為白色恐怖時期政治受難者的)特殊身份，他只能製作像《三聲無奈》(1967)與《燒肉粽》(1969)這類輕微描寫社會不公的電影，否則輕者禁演，重者可能有生命危險。他表示，類似《悲情城市》這樣主題的影片，應該由其拍攝才對，因為基隆中學事件中的鍾浩東(1915-1950)校長是他的親姐夫，所以故事他最清楚。假設提早十年大環境允許，他一定拍攝《悲情城市》這樣的電影，或許會拍得更好，或者至少會差不多。

《悲情城市》中的基隆中學校長鍾浩東，本名鍾和鳴，乃作家鍾理和(1915-1960)的異母弟，而其妻是蔣渭水(1888-1931)的養女蔣碧玉(1921-1995)，乃戰後臺灣白色恐怖受難者。是故，在過往戒嚴時期的背景下，作為鍾浩東的妻舅，戴傳李雖然對其人其事有相當貼近且一手的瞭解，但卻因個人與時代因素無法親自透過電影敘述這段往事，畢竟在解嚴以前，有關二二八以及白色恐怖的史事，是電影無法任意觸碰的禁忌，因此即使戴傳李有意拍片討論，也缺乏客觀環境。尤其，戴傳李自身作為白色恐怖時期政治受難者(政治犯)的特殊經歷，更使得他無法毫無禁忌拍攝相同題材的電影。

實際上，過往的臺語片圈並非僅有戴傳李擁有政治犯的特殊身分，早年的辛奇（1924-2010，本名辛金傳，臺灣電影導演）也因為在二二八事件過後未久，便藉戲劇諷刺時局並大膽反思事件，而被迫數度避走廈門。又如，以拍攝《瘋女十八年》的臺語片導演白克(1914-1964)也因「海外通牒」罪名遭警備總部逮捕並判處死刑。因此，早年的影人並非無意藉電影傳達社會正義，而是時代的環境迫使他們只能三緘其口。

針對戴傳李自述其製作的電影《三聲無奈》、《燒肉粽》等描繪社會不公者之存在，電影史學者葉龍彥曾指出，這是「出自政治犯的良心」，彷彿在述說著早期臺灣影人特有的命運：年少時的抱負，在制度的壓迫下摸索著實踐的出口。在解嚴以前，有關二二八以及白色恐怖的史事，是電影無法任意觸碰的禁忌，因此即使戴傳李有意拍片討論，也缺乏客觀環境。尤其，戴傳李自身作為白色恐怖時期政治受難者(政治犯)的特殊經歷，更使得他無毫無禁忌拍攝相同題材的電影。實際上，過往的臺語片圈並非僅有戴傳李擁有政治犯的特殊身分，早年的辛奇（1924-2010，本名辛金傳，臺灣電影導演）也因為在二二八事件過後未久，便藉戲劇諷刺時局並大膽反思事件，而被迫數度避走廈門。以拍攝《瘋女十八年》的臺語片導演白克(1914-1964)也因「海外通牒」罪名遭警備總部逮捕並判處死刑。因此，早年的影人並非無意藉電影傳達社會正義，而是時代的環境迫使他們只能三緘其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