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與言》雜誌於第2卷第2期刊載楊國樞所著之〈時不我與─中國民族性與中國科學化的關係〉，試著從一個行為科學的研究者，探討中國國民性與科學化的關係。

本文提及中國近代史上有關中西文化與中國現代化問題的歷次論戰，暴露了幾項事實：(1)中西文化與中國現代化的問題，參加討論的人士却大都以業餘的態度來漫談一下感興而已，鮮有願化畢生之力來從事有系統的研究者。(2)過去歷次有關中西文化與中國現代化問題的討論，都是以文人為班底的；由於歷次論戰都是無「結」而終，叫人不得不懷疑靠文人是否能够解決這樣一個大問題。要想解決這樣的問題，行為科學家的介入似乎是必需的。(3)當行為科學家參加有關中西文化與中國現代化問題的研究時，却發現行為科學還沒有發展到能够對這個問題提供令人滿意的答案的地步。

1960年代臺灣猶然出現「中西文化論戰」，參與者李敖、徐復觀、胡秋原等等，各執己見。《思與言》早期同仁，身歷其境，其思考文化議題的取徑，則強調如何以學術為基礎，始可對中西文化的問題，營構更為札實的言論。《思與言》不斷強調，無論是要認識了解中國人歷經現代化過程所表現的行為，抑或是「了解中國人底其他集團行為或表現」，有關中國國民性的知識，都不可或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