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與言》雜誌於第2卷第2期，刊載本社創立人及東吳大學杜奎英先生所著之〈科學工藝與國情〉，評論近代中國與西方科學的進展與中國民族性所帶來的限制，其中包含以科學治國的理想以及對中國文化的深刻解析。

《思與言》雜誌創立於動盪不安的年代，當時的知識份子處於威權體制的陰影，一心懷抱救國圖強之道。在這樣特定的時空背景下，《思與言》早期刊載的社論常有批評時政之濃厚使命感。藉由介紹西方理論來提升人文學科的新知理論，進而振興經濟民生，這是《思與言》在戒嚴時期刊載的文章最顯著之特點。

杜奎英先生是《思與言》創辦人之一，也是早期社務之核心人物。這些創刊先賢懷抱著救國理念，希望能為撤退來臺的國民政府找尋維新之道。例如作者質問，當時留學美國的人數已日增，何以科學觀念仍未在中國文化中紮根？繼而點出，近代中國對西學多停留在模仿製造，沒有學到實事求是的制度，知識份子常對周遭環境帶有淺薄的詩意，卻沒有科學的眼光，這些都是當時科學研究在臺灣無法生根發展的主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