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與言》雜誌於第6卷第2期及第５期分別刊載文崇一先生所著之〈現代化與價值觀念的轉變〉及〈再談現代化答龔忠武先生〉兩篇文章，呈現早期《思與言》關注臺灣現代化的問題並回應相關批評。

《思與言》創立後，隨即面臨臺灣經濟轉型的關鍵時刻。創刊先鋒，如胡佛、李亦園、文崇一及張存武先生等，都相當看重未來臺灣社會如何轉型與成長，因此《思與言》早期刊載的文章也多關注此一議題，其中尤以「現代化」之相關研究最受矚目。此類新知最早由李亦園先生於《思與言》第3卷第4期所引進，爾後《思與言》持續就現代化對臺灣特定族群或城鄉發展可能造成的影響，提出更廣泛的討論，以期用「現代化」的理論，在臺灣社會結構改變時，扮演知識的推手。

〈現代化與價值觀念的轉變〉一文討論「現代化」對臺灣社會所帶來的巨大衝擊，後得龔忠武先生評論，認為從理論著手，不符合臺灣社會急迫的需要，因此文崇一再覆以〈再談現代化答龔忠武先生〉一文，文中提到臺灣若要確實現代化，就須從改變價值觀開始，這是緩慢而艱困的工作。除了這兩篇文章之外，文崇一也於《思與言》第12卷第5期與瞿海源先生共同發表〈現代化過程中的價值變遷：臺北三個社區的比較研究〉，持續落實臺灣「現代化」的實地探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