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志批評」一詞在學術界中被提出，至今恐怕已逾25年。它從一篇論文中的一個部分，漸漸被一些中國文學研究者當做方法論上的依據，在觀念上和認知上造成了不小的影響，而也影響研究者對中國古代文學的解讀。然而對「情志批評」理論的探究與批判；甚至退一步說連爬梳與建構，在學術界幾無所見。時至今日，在理論上有深入探討及論述者，還是顏崑陽教授當年所撰之論文與專著。本論文試圖以顏崑陽教授之立論為探討商榷對象，檢討「情志批評」立名是否合理？析述「情志」在中國古典文論中的意義及文論家所關心的層面。而由於「情志批評」乃是以「以意逆志」、「知人論世」為實際操作方法，故本文亦就此方法進行溯源探究，析述其理論架構，探討孟子所提出的說詩之法，並說明漢朝王逸、鄭玄等諸位箋釋家，其所用之箋釋方法乃源自孟子之確證。並闡述此批評法自明、清以來被誤解、誤用之跡。其中再就顏崑陽教授析讀之內容，析論其對明、清箋釋家所論是否如諸家文中之旨？通過以上的考察，可知由於明、清箋釋家失落了「人情不遠」這個層面，所以孟子的說詩法，被他們轉成用歷史研究的成果來解詩，因此便產生了局限。這些局限，讀者在操作此方法時應該有所體認，才能更精確地達到說詩、解詩的目的。但也因此，依附在「以意逆志」、「知人論世」法中的所謂「情志批評」，似乎愈走愈窄了。而顏崑陽教授於《李商隱詩箋釋方法論》中批判此法，並加以調整，加上一些原則性之限制。其間有值得商榷者焉。本文爰就顏崑陽教授所論，考此法之所由來，析其理論內涵之衍變，以及落實到實際批評活動，權以商榷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