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來說，教育可以促進社會流動。問題是，哪個階層會是真正的受益者呢？本研究將以余英時《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1987）為例說明。我們在此提出挑戰，嘗試從韋伯（Max Weber）的角度出發，對余先生的結論、也就是最具原創性的部分－即上升中的商人階級是由追隨與尊敬士人的商人所組成――有所質疑。相反地，我們試圖論證屢試不第的士人不得不仰賴富商以糊口溫飽。再者，我們依《儒教與道教》的精神，力求展現韋伯的某些詮釋（尤其是關於中國官員），不僅得以動搖《中國近世宗教倫理》一書立論，亦得以提出一個近代中國社會史新命題。與其將余先生的詮釋評為有爭議性的，倒不如說詮釋的目的在於探索一段思想史，卻也引發其作者沒有充分意識到的一個問題，即社會階層流動。為了深入探討這個問題，研究者採用何炳棣傳世之作《明清社會史論》，作為參照點，形成余英時、韋伯、何炳棣三人在這個主題上，一次作品比較與對話。透過何炳棣關於近代中國社會流動的經典研究，除了韋伯所言，我們還能主張官職不是完全保留給士人，藉此闡明：社會流動才是韋伯理論與余英時這部作品真正相遇的主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