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求媒體自律的聲音，從現代報刊出現以來，就未曾停歇。不過，媒體責任與新聞自律在臺灣戒嚴時期有另一層的意義。在1950年代，即有一些文章提及媒體責任與新聞自律，但有一部分立基於反共的前提，其中更有言需「暫時犧牲自由，爭取生存」者。1950年代臺灣新聞界所建構的責任說，隨著1960年謝然之與胡傳厚將希伯特等學者於1956年提出的「社會責任論」引介至臺灣，有更具體的內容。而國民黨內部及陽明山第2次會談所提出，建立新聞自律體制的建議，更扮演推波助瀾的功能。在此影響下，社會責任論成為戒嚴時期傳播學界的顯學，但也帶有濃厚的「國家利益」至上的色彩。從理論出發，曾虛白、李瞻等學者從社會責任論吸取養分，建構三民主義報業藍圖。而國民黨則延續1950年代反共至上的責任論，將社會新聞，乃至於所有媒體報導與國家利益結合在一起，要求報刊雜誌負起國家興亡的重責大任。夾帶國家利益至上的社會責任論在1980年代面臨挑戰，學界開始從更高的角度來看待社會新聞的發展，進而要求政府開放新聞報導與言論自由尺度，期望報紙不要過分「自律」，而妨害臺灣民主化的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