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討論朱子「中和四禮」寫作年代的文獻龐雜，線索多頭，束景南的《朱子大傳》算是較新的研究成果，但他主要的論據，仍沿著王懋竑的《年譜》而來，即是以〈答何叔京〉四札來確定「中和四禮」的年代，陳來的《朱子哲學研究》也是如此。他們都依據〈答何叔京〉第三札裡的「天性人心，未發已發，渾然一致」，要來牽合「中和四禮」的思想，卻不察這三句話其實是可視為儒者在心性論上所追求的共通境界，並無涉於工夫理論之異同，再加上他們忽略了〈答何叔京〉四札中尚有不少懷念故師李延平的文字，而這樣的情緒是與「中和四禮」不類的，所以〈答何叔京〉四札之在丙戌，恰可做為「中和四禮」不在丙戌之反證。既然證明「中和四禮」不在丙戌，則可順錢穆之說而置於戊子。至於其它的種種佐證，或是由說話的語氣來分析，或是由常情常理來推論，亦都可隨之重新詮釋，藉此扼要地還原「中和四禮」的時空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