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文化協會與《臺灣民報》在日治時期的抗日運動中，不但因共同的理念相互結合為抗日共同體，並且共同拓展文化講演會的活動，以期為抗日運動爭取更廣大的民眾基礎力量。本文的立論要旨乃是指出，抗日運動雖然是由知識階級領導，但透過兩者共同發展的文化講演運動，不僅發展了大眾參與抗日的機會，也在民眾的積極參與中，創造了知識階級反省運動方向的空間。這就是本文所要討論的公共領域的形成過程與發展，其形成要素主要來自於文化講演會與平面媒體的傳播力量，共同塑造一個開放於外，論辯被殖民政府剝削的各種權利與民族自覺的議題。在利益與共的條件下，促成民眾對公共領域的熱情回應與集體參與，從而在一九二五至一九二六年發展出文化講演的高成長期，同時也在一九二六年發生了通霄講演事件，引發各地的抵抗聲援以及知識分子對抗日運動的重新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