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再生條例」於二○○八年年底通過一讀後，引發臺灣社會的關注。農村是否會因這部法令而「再生」或是「再見」，成為反對者與支持者之間論辯的一條軸線。沿著此一軸線，展開了關於「什麼是農村『再生』？」以及「農村要『再生』成什麼樣子？」的意義鬥爭。在這一場關注農村再生條例的行動中，行動者各自運用不同的方式進行著意義鬥爭，意義的鬥爭透過象徵權力的操弄而施展開來，而民間社會則透過地方紮根的方式來進行對抗。「農村再生條例」的制訂與立法，全面引發了臺灣社會對「農」此一議題的重新關注。雖然已完成立法，但關注的行動並沒有結束，如同本文所試圖闡釋且吾人必須理解的是，國家與官方施展著象徵權力，而象徵權力作為建構論述的權力，會確立人們的認知與信仰，把現存的政治與經濟關係合理化，有助於不平等的社會關係間的再生產。因此，關注農村再生條例的行動不只是立法是否通過的鬥爭，實質上這是一場關於農村之意義的鬥爭，同時它也是意識型態的鬥爭，仍將繼續進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