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站在送出國而非接受國的立場，從離返與性別主見花的關連性切入，解構一九六○至一九七○年代，沖繩諸島臺灣女工的跨國生命經驗，並以嘉義縣大林鎮八位女工的訪談內容進行描述與分析。研究發現：一、女工出國工作被當成是一種夫家的家族生存策略，從夫家外於女工出國動機的左右、夫家對於女工移動形式的干預、以及夫家在女工出國期間的支援等三點可以看出，這個策略的決定和行使，不在女工身上而是在於夫家。二、女工在這趟「苦工旅行」中，必須承擔精神上的苦痛也就是想家，女工返鄉後，確實對於改善夫家家計有所貢獻，但她們對辛苦賺來的金錢無權過問，與夫家成員的關係變化也不大，更沒有去反省身處農村性別規範下的困境與卑微，只能繼績默默地吞忍。究其原因，她們本身對於傳統性別角色的認知根深柢固，而且，農村父權制家庭內的倫常關係確實難以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