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原住民運動自一九八○年代發展至今經歷數個演變階段，其中族群正名（或復名）最引人注意。自二○○○年起先後有五個民族申請正名成功：邵族、噶瑪蘭族、太魯閣族、撒奇萊雅族與賽德克族。這些新興族群除了建構自我認同外，更致力區隔其與原來族群間的細微差異。 然而此一正名風潮有其結構性困境。它除了與近年本土化、強調鄉土意識的政策有關外，國家機器透過制度設計，讓原住民相關訴求不會因為選舉而取得全國性關注，將原鄉問題侷限在政府與部落之間的協商。同時當所有原住民承受現代化對其文化傳承衝擊時，正名的渴望反而賦予國家機器決定了族群的發展與內涵，成為國家釋放族群發展不公義的安全閥，正名成功之後仍需面對原住民已國家化、新的世代對族群面貌逐漸模糊的現實。 因此當正名成為區域性族群分出的手段，「我的民族認同」得自他者的公開承認，並願意接受他者的保護時，「我的民族」主體性無形中已被鑲嵌在一個更大的群體中。原住民族內部排他性的認同建構不但無損單一國族想像，反而鼓勵了更少數的人從少數人分出，致力於他、我區辨的結果，強化了不同族群對文化歷史論述權的競爭，族群之間的內部矛盾更為難解，也讓原住民議題開始走向部落化與地方化。此一波正名風潮對原住民族內部政治的影響值得進一步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