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為政〉篇稱：「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孔子這段對德禮政刑的論述，始終獲得中國歷代儒者的青睞。不僅如此，這套德禮政刑論述，也成為中國歷來法政制度的指導原則。本文認為，朱熹在闡明孔子德禮政刑論述時，最引人注意之處，便在於他藉由對〈大學〉「明明德、親民、止於至善」以及〈中庸〉「脩道之謂教」章句的援引，重新賦予德禮政刑論述全新的內涵。不僅如此，朱熹更將這套德禮政刑論述，具體落實在他治理地方的施政措置之中。本文的討論，首先將以朱熹治理南康軍為例，來檢視他如何具體實踐孔子的德禮政刑思想。其次，則試圖透過比較董仲舒對興德教化為本、威勢法刑為末的構想，進一步指出朱熹在發揚德禮政刑理想時，究竟有何新穎獨特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