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不只是中國的胡適，若把他放在一九五○年代台灣政治史的範疇來看，可成分成一九五入年叫前人在美國、心在台灣的胡適，以及一九五八年來台擔任中研院院長的胡適，分別與台灣政局有相當關連。 一九五○年六月韓戰爆發，胡適將杜魯門的聲明(Truman's Statement)剪報附在日記裡；一九五五年大陳島國軍撤退，引起艾森豪向國會發表決意援台的咨文，台灣處境轉趨樂觀，胡適開始有「回去」的打算。不過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十九日至一九五三年一月十七日胡適有一趟風光台灣行，最後一夜「蔣公約我晚飯」的時候，坦率批評台灣無言論自由，並提醒蔣（對政治犯）屢次加刑是違憲的行爲。 一九五○年代《自由中國》之所以能夠扮演批判國民黨政府的旗手，多半由於胡適的「保護傘」作用，但是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出刊的「祝壽專號」包括胡適所撰文章在內，竟被國防部總政治部當作「毒素思想」來攻擊。 胡迪是第一屆國大代表，一九五四年二月國民大會在台灣開第二次會議的時候，胡適爲斯時斯地國大開會選總統副總統的「合法性」大力辯護；但一九六○年二月國民大會欲選蔣介石三連任，胡適與《自由中國》明顯站在反對立場，觸怒當道。同年九月雷震案爆發，胡適是營救不果，胡蔣關係降到冰點。自由主義者似乎只能在威權統治的夾縫中順勢發揮一點勸誎作用，談不上逆勢而爲，於此可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