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民主立憲政體是清末革命黨人的革命目標。湖北軍政府甫成立之時，除了援用同盟會《革命方略》所定之軍政府宣官、及對外宣言等之外，更於軍機緊急之際先後制訂了三部基本法典。

首先制訂的〈中華民國軍政府條例〉，簡單規定軍政、民政二方面事項，惟因軍機緊急且人事不諧，組織之實際未依此條例設置。嗣改訂為〈中華民國鄂軍政府改訂暫行條例〉，將實已分設之各部正名，計有內政、外交、理財、交通、司法、編制等，加上原有的軍令、參謀和軍務，共九部，皆直隸於都督，但設置地位和權限皆甚重大的「軍事參議會」，且各部部長皆由參議員兼任，似已注入堪稱傾向「內閣制」的設計；此改訂條例之實用性頗高，且是後繼宣布獨立各省軍政府參考模仿的重要對象。最後公布的〈中華民國鄂州約法〉係由宋教仁所主稿，依據西方民主憲法原理，採用三權分立政體，並有週到的人權保障條款，基本上已是一套完善的憲政法典。論者或謂〈鄂州約法〉之基本架構有「內閣制」的傾向，若純然依約法條文而分析，則此種說法並不正確；然則此一論點之由來，應係因於鄂局另外擬定的〈政務省官職令草案〉、〈政務省管轄各官署官職令草案〉、〈各部官職令通則草案〉等子法規定，將設政務省為行政決策中心，由政務委員之一為政務長，使統轄各部，各部部長由政務委員兼任等等，凡此，皆欲使鄂省政體確立為責任內閣制。

湖北省公布的三部永本法典，在步驟上首先重視軍政府組織之穩固，繼則確立權力分立的政體，再進而宣示對人民權利之保障，顯示了湖北軍政府已邁出共和革命、學步法治主義明確的第一步，這應是其在中國法制史上創下的重要意義。

此外，湖北軍政府內部固然存有各不同派系的矛盾與衝突，但在建立軍政府初期，各派政治人物之間是，協調與合作多於嫌隙與猜忌。因此，所制訂和通過的三部基本法制，並不必然反映軍政府內部不同政治派系之間的權力鬥爭，及勢力對比的實況。可惜的是，最後制訂通過的〈鄂州約法〉，雖然揭示了湖北革命黨人的徹底決心，但卻不能獲得實際施行及發展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