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成立的興文齋，是臺南市區第一間的漢文書局。書店主林占鰲先生，出生於1900年的臺南府城。林氏的父親是名落第秀才，來臺後，從事雕刻印章的工作。林占鰲九歲時，父親逝世，家道中落，使他不得不中斷公學校的學業。未盡的學業卻讓他遇見足以影響一生的人—蔡培火。1910年，畢業於總督府國語學校師範部的蔡培火，首先分發到岡山公學校，而後轉到臺南第二公學校任教（今日臺南市的立人國小） 。林占鰲就讀臺南第二公學校期間，受蔡氏啟蒙，自此結下林占鰲一生，與臺灣文化協會、臺灣新文化運動合縱連橫的人際因緣。被迫輟學的林氏，直至1914年前往廈門福州唸私塾，才首次完整接受漢文化的傳統儒學教育;並接觸了基督教青年會（YMCA）。可以說，林氏這次赴廈的留學經驗，同時認識了東西方的思想資源，形塑他對知識更廣闊的視野。站在東西的交會，多數人選擇在文化對立上打轉，但林氏卻萌生二元之外，無的念頭—出家。豈知在青燈黃卷的寺院待了一年多，感受到仍有階級、權勢強弱的大社會縮影。便懷揣理想墜落的失望，回到臺灣。

回臺後的林氏，因恩師蔡培火的關係，認識侯全成、韓石泉、王受祿等一批熱衷臺灣社會運動的知識菁英。這群人成為文化協會臺南支部的主力人士。1916年，興文齋開張。除了經銷漢文書、出版《赤道報》，也進口筆墨字帖、新式現代文具等。同時，也有自己的印刷所。從購買鉛字、紙張、排版印刷到販售，興文齋總括一套產銷書籍的經營流程。訪談中，林占鰲先生的兒子宗正牧師提到，當時臺灣第一本三民主義，就是在興文齋印行的。日治時期，總督府希望強化臺灣對日本單一的國家認同，因此對從中國進口的政治思想主義等宣傳書籍，查禁的十分嚴格。林占鰲於是用「拼裝」的概念，從中國進口三民主義。何謂「拼裝」呢? 就是用魯迅、徐志摩等中國新小說家的書封，作為掩目手法，書內文則全是三民主義。對中國文化與革命的欽慕，成為當時具抵抗殖民意識的知識分子最常挪用的思想資源。

興文齋的文，不僅是推廣漢文化，是先以漢文作為區別臺日民族意識的手段，進而廣納世界文明，最終目的是摸索出屬於臺灣自我定位的文化願景。這樣的理念與文協精神互為應和。一戰後的世界興起了民族自決的風潮，由於經營書局之故，林氏時常前往福建、上海購置圖書，引介當時蓬勃發展的中國五四思想及泰戈爾、杜威等世界新知;後來更親自跑去印度，把甘地「愛與非暴力」的抗爭理念帶回臺灣。甘地對他的啟示是，連英國如此龐大的日不落國，都和毫無武力的甘地妥協，臺灣何嘗不能透過推廣「愛與非暴力」達到反抗目的? 宗正牧師說起父親被稱為「臺灣甘地」的過往時，打趣說到，或許父親沒有榮幸去日本留學，反讓他逆勢而為，改走「窮人抗日｣的路子。在思想吸納的過程，林氏逐步樹立自我文化認同，直接反映在書店堅持的「五不主義」：不穿日本和服、不講日本話、不讀日本書、不改用日式名字，不經售日文書刊。

戰後的林占鰲與興文齋，起初得益於蔡培火和宋美齡夫人幫的關係，事業一度走向高峰。興文齋曾獲得臺南市教科書的獨家代理權，以及國語日報的臺南總代理。宗正牧師印象中，興文齋有三間分店，除臺南本店外，另兩間位於臺北與高雄，分別交給父親福州的親戚打理。牧師回憶小時家裡書店琳瑯滿目的知識寶庫，讓他十二、三歲便開始接觸存在主義、列寧的不斷革命論等，儘管舉目盡是西方知識的翻譯書，但父親仍堅持子女須背讀漢詩文，此舉也透露傳統漢學教育對父親思想文化的影響底蘊。醫書部分於興文齋內，僅佔少數，因此宗正牧師印象不深。目前查找到與醫書相關的興文齋出版品，僅有國家圖書館所藏，馬麟所編的《新編靈驗秘方》一書。1979年林占鰲逝世。1982年，書局面臨市場淘汰的轉型需求。由於牧師娘謝淑貞女士赴美修習特教的背景專長，興文齋改組為推廣蒙特梭利教法的幼稚園。從書局到幼稚園，興文齋走過日治至今，超過百年的歲月。日治時期，林占鰲開設興文齋、籌組臺南文化劇團、編印《赤道報》、設立讀書會、成立赤崁勞動青年會、臺灣工友總聯盟臺南支部等;延續至戰後，興辦光華女中、昆山中學等，持續投入文教與社會事業的推廣。透過林占鰲及興文齋的起落，得以窺見從日治到戰後，地方上的知識分子如何引領、轉譯多元世界思潮，而書局，作為知識傳遞的文化空間，成為孕育下一代青年對臺灣自身想像的一方沃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