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文書局
1932年（昭和7年）成立的振文書局，是日治時期高雄市第一間漢文書局。書局主為王天賞。
王天賞家族來自福建泉州，來臺開基祖於明末隨鄭成功水師營渡臺，定居安平。至高祖天賜時，舉家遷至打狗（高雄）旗後。天賞的父親振生，以捕魚為業，善於講古、樂善好施，常為人義診開藥方。（振文書局的「振」字，與天賞為了紀念父親有關）。或許是父親識字的背景使然，儘管家境不甚寬裕，但天賞仍於八歲（1910年）進入打狗公學校（今旗津國小）就讀；十三歲畢業後，持續在臨水宮就教於秀才林介仁與宿儒陳梅峰、陳錫如，研習經史詩文。
1921年，臺灣文化協會成立。天賞經由楊金虎、李炳森兩位醫師介紹，加入文協，並到霧峰接受為期三周的夏季學校訓練。這份經驗激發天賞對學問更廣闊的渴求。遂於1924年東渡日本，在東京目白英語學校就讀。家境不甚寬裕的他，在半工半讀刻苦環境中，紮下了好的英語基礎，這也是日後振文書局在販售上，不只賣和、漢書，也進口英文書籍的原因。最後，經濟因素使其不得不輟學返鄉，但天賞回到高雄後，仍持續熱衷參與社會與政治改革運動，同時，等待下次出國求學的機會。1929年，天賞與漢文書房的同窗，同為高雄人的盧英結婚，有了妻子協助擔負家務之勞，天賞毅然決定於1930年前往上海國醫學院研習中醫。此一決定，隱然受到父親過往義診開藥的善行影響。此番求學適逢時局不巧，九一八、一二八事變的接連發生，中日兩國關係緊張，面對烽火連天的上海，儘管學業未成，天賞只好再度輟學返鄉。
1931年回臺後的天賞，至1939年當選高雄市會民選議員的十年間，活躍在高雄各商業與文化領域，累積往後從政的人脈與政商資本。在文化領域的耕耘上，曾任職臺灣新民報高雄總經銷兼通信員；1932年舉家移居鹽埕區，開設振文書局於堀江町；組織高雄文具株式會社，擔任總經理，經營文具批發及印刷事業。在商業領域拓展上，曾任高砂信用組合（今高雄市第二信用合作社）理事、高雄州水產會議員，高雄商工會議所議員、高雄印刷文具商組合副會長，並組織旗後鮮魚運出公司、高雄實業協會。振文書局的成立動機，最初以推廣文化協會提倡的「振興漢文化」理念發端，及協助臺灣新民報高雄地區的經銷。從書局出發，天賞經營的文化事業更向外擴及文具、印刷等營業項目，串聯起從報紙生產到書局經銷的產業鏈。若從整體文協的活動布局來看，振文書局的象徵與重要性，可謂將文化協會的精神，傳遞到南部的推廣樞紐。
振文書局的店面有兩間房寬，包含地下室與地上二層樓，共計有三層樓空間。地下室是放書的倉庫，一樓是書局主要做生意的空間，二樓則是聚會所，作為天賞參與之詩社聚會或商業組合的議會空間。書局販售文類包含中、西、日文圖書。圖書類別上，除了有與中國現代政治思潮密切相關的三民主義、共產主義的書，由於天賞對漢詩文的熱衷，線裝古籍亦多所蒐羅，或偶有詩社同好於書局內寄售自撰之詩集。與其他新式書局較不同的特點是，由於天賞有修習漢醫的背景，店內也販售與傳統漢醫類相關書籍。透過天賞二子仁宏教授口述可知，選書上自然由父親負責，前往上海或日本進口圖書，但由於父親職務眾多，難免奔波，因此，書局營運實務上則多交由母親打理。母親待人親厚，許多學生與知識分子沒錢買書，只能來書局翻書、看書，有時一站就是一整天。母親不但會搬椅子招待他們坐下慢慢看，還會請他們喝杯茶。仁宏回憶起，曾到訪書局的知識人有：音樂家江文也、法律學者陳棋炎、張甘妹、歷史學者戴炎輝等。由此可知，在文化資源有限的日治時期，書局不僅是傳遞當代知識的重要空間，也是孕育下一代知識人的沃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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