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書局
1927年1月3日，中央書局開幕，書局的前身，可追溯至1926年創立的中央俱樂部。「俱樂部」一詞是出自莊垂勝的主意。1924年畢業於明治大學政治經濟科的莊垂勝，與蔣渭水、蔡培火並稱為文化協會（以下簡稱文協）講演會三大名嘴之一。莊氏尤其心儀英國的俱樂部與法國的沙龍文化，加上於日本求學期間，見證大正民本主義的思想蓬勃，特別感覺同志間的意見交流，以俱樂部為媒介是最好不過的方式了！莊氏希望以組社團的方式來達成開書店、飯館、旅店這三大目標，將抽象的新文化思想，落實在具體現代化新生活的實踐之中。當時籌備這三個事業的資金總額是四萬元，與初期彰化銀行的資本額是一樣多的。令人好奇的是，此一夢想的推手有誰呢？我們可以從股東結構來分析：一是文協的新知識分子，如楊肇嘉；二是中部大家仕紳，如林獻堂；三是臺中大雅經濟寬裕的地主家庭，如張濬哲、張煥珪兄弟（中央書局首任社長為張濬哲，1938年由張煥珪接任）。由此可知，中央與文化書局雖都是文協人士為班底，以肩負推動臺灣文化運動為己任，但在創建資金的區別上，中央書局屬眾人合資型；文化書局則是蔣渭水獨資操辦。從兩間書局的經營長短看來，合資型的書局較能分散風險，挺過人事與局勢未知的變遷。
最終社團的三大目標，僅剩中央書局得以落實。加上日本官方認為「社團」兩字，政治意味太濃，因此書局組織便改為株式會社的形式經營。說到書局經營的念頭，這也是莊氏的主意。莊氏在東京畢業後，先到韓國、北平考察，再經由上海回到臺灣。當時上海出版界正值黃金時代，新刊書籍擠滿各間書局的店頭，見此榮景的刺激下，莊氏遂決定要來辦一間書局，介紹中國新知給臺灣的知識分子。於是就在上海做了一番書局的調查工作，並和商務印書館等幾家大書局接過頭。中央書局開幕，在當時是一大盛事。臺中的書市，除了第一市場的瑞成書局是由臺灣人經營外，其他都是日本人的天下。有一間日人開的棚邊書店，與大部分的學校、圖書館都有業務往來，地盤穩固。日治時期要開書店除了需要官廳許可，還要加入同業組合、獲得同業的同意才能開業。所以中央書局的開店許可，就需要經過身為同業組業理事的棚邊書店同意才行。據張煥珪之子張耀錡的口述，也許當時棚邊書店有絕對的優越感，不怕競爭，所幸沒有對書局的開店多做阻擾。中央書局除了引進最新的漢文與日文書籍外，也兼賣文具、洋畫材料、運動器材、服裝與西洋樂器等。其中，販售與醫學相關之圖書僅佔少數，日治時期有 : 謝觀，《中國醫學大辭典》；戰後則有 : 朱後穗編，《男女生育寶鑑》、江柏峰，《身心的醫學》等。書局在圖書商品之營銷外，亦需配合文協各種政治與文化演講會，進行籌備宣傳。從包羅萬象的業務內容得以知道，從中央俱樂部到中央書局，兩者間的理想主義與延續性 : 企圖從生活面向的革新，提升文化精神的初衷。
如何透過歷史經驗的傳遞，賦予中央書局當代的文化新意，是預計於今年2019底試營運的中央書局期望發展的未來願景。1998年書局因財務困難結束營業，在2015年由信誼基金會與上善人文基金會共同承租舊址建物，重新規劃啟用。現任中央書局執行長的繁運隆先生，在訪談中提及「中央」二字的命名由來，可從兩個層面來思考 : 1.地理層面， 臺中市當時為臺中州廳所在，轄下臺中縣市、彰化、南投三縣一市之地，各地人士往來頻繁。加以1908年，串連南北的鐵道在中部接軌，全線通車。自此，空間感的變動，使書局成了名符其實的「中央」。2.文化層面，臺中作為日治時期民族運動各方勢力匯聚的中央。中部仕紳多為具豐厚財力的中小地主階級，因而成為運動主要的經費來源。文化協會的相關活動成績，在臺中也格外亮眼。由此可知，臺中作為日治時期的文化基地，有其客觀條件與主觀熱情並存。當新的文化被想像、發明與創生，它的基礎，脫離不了人與生活。繁執行長期許新生的中央書局，除了延續前輩們從生活實踐文化的精神，將臺中過往的文明摩登，創造出融入當代生活各種的可能外，也希望書局不只提供書與人的交會，更包含人與人的相遇、人與空間的互動，再造文化，從體驗生活做起。中央書局的新啟，將是迎接2020的臺中，令人期盼的文化風景。
基本資訊
關鍵詞
0則留言
本網站使用Cookies收集資料用於量化統計與分析，以進行服務品質之改善。請點選"接受"，若未做任何選擇，或將本視窗關閉，本站預設選擇拒絕。進一步Cookies資料之處理，請參閱本站之隱私權宣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