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以來的後山經略，源於國際間對「主權」的明確要求，隨之而來的便是清國在後山的設官、駐軍、移民等措施。沈葆禎時期的中路開山軍向來僅駐防於前山一帶，直到光緒三年四月底，始因政策調整而轉紮後山中路，此後展開一連串的駐軍地點的安排。

基於後勤補給的需要，吳光亮先後選擇各口岸作為糧食的接收站，卻因駐軍過度役使當地民力等因素，終於引發了以烏漏社的反抗為起點、擴大成為tsiporan氏族集團的反撫事件。事後，清國正式確立了它在後山中路的實際佔有，同時也帶動了港口阿美人的部落遷徙、民庄的緩步成長等。至於作為糧食補給之需要而設立的兵站，在加禮宛事件的考驗下，由於受制於地理因素，各站皆未能發揮作用，唯餘花蓮港一地，這也有效地制約了加禮宛人對本事件的遺忘；至於港口阿美人，則選擇性地記憶了在事件前即已被殺的通事林東涯。

雖然後山的實際控制者是營官，而真能深入部落的則是通事，營官與通事的結合遂成為晚清後山的權力結構，林東涯之於事件後被記憶起來，恰好有力地說明了國家體制在晚清原住民部落中的重大衝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