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為林勇先生1968年（民國57年）3月29日的日記，當日林勇於上午8點50分乘車北上，準備進行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造臺灣總督府檔案目錄卡工作。抵達台北後林勇先是前往汕頭街拜訪王詩琅先生，但王詩琅先生碰巧外出，接著他前往圓通路49號與莊松林先生會合，莊松林先生已於22日同林蕉先生簽訂租房合約，他們一同整理在台北工作時的租屋處，房屋設施雖簡陋但整理後仍堪住，稍後他們與鄭喜夫、王詩琅碰面。

1967年10月11王詩琅致信林勇，信中述及臺灣省文獻委員會與中美人文社會科學合作委員會簽訂「台灣省文獻委員會編製日據時期台灣總督府檔案卡片目錄計畫」，預計將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收藏的台灣總督府公文書類篡製成目錄，此計畫原有陳奇祿、王世慶和王詩琅參與，後陳奇祿提出請林勇和莊松林共同參與工作，由林勇和莊松林專任工作，王詩琅與王世慶擔任兼職工作。王詩琅在信中也提到在編造目錄時可以把握機會進行研究。林勇與莊松林都擁有良好中、日文能力，且同樣在文史方面頗有興趣與研究，因此能勝任此翻譯、編造目錄卡片工作。

在當時威嚴統治的氛圍下，進行日文資料研究有其風險，據林勇五子林錫田口述，林勇在台北進行目錄卡編造工作時，在臺中就讀中興大學的他，曾經遭遇探員登門關切詢問：「你父親在做的事情是公事還是私事？」，其後林錫田擔心父親安危，請弟弟代為轉告父親，林勇堅定地回覆林錫田自己做的是公事，請他不要擔心。由此可知林勇與莊松林當時在處理繁雜的整理工作的同時，也承受著當局關切的壓力，而他們堅持完成的工作成果，讓後代學者能更加便利的使用臺灣總督府檔案進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