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刊載於思與言第三卷第三期，為本社對當代史學之省思與闡發。本文提及十九世紀為西方史學突飛猛進的時代，兩地一派於此時應運而興，觀於其日爾曼與羅曼尼斯民族史一帶的序言道：「歷史的目的，僅為陳示過去實際發生、 的情況而已。」此派治史，與中國乾嘉時代的歷史考證學派，路徑非常接近，富有徵性的科學精神，注重史料的嚴格批評，尤其是語言文字更被用作最有力的批評工具。

中國近代史學界由於有乾嘉時代歷史考學的傳統，又加上蘭克一派語文考證學的激盪，於是有新歷史考證學的出現。新歷史考證學家所注重的是史料，史料的考證被認為是歷史學的中心工作，所以蔡元培說：「史學本是史料學，照的即便只能得之於臣下照的史料中。」傅斯年更積極的說：「歷史學不是著史，著史每多多少少帶點古世中世的滋味，且每觀倫理家的手段，作文華家的本事。近代的歷史學只是史料學，利川自然科學供給我們的一切工 具，整理一切可连着的史料，所以近代史學所達到的前域，自迫們學以目下新聞紙，而史學外的達爾文論正是歷史方法之大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