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刊載於思與言第三卷第三期，為思與言對當代史學之省思與論述。文中提及發展數千年一向缺乏外來刺激的中國史學，滲入了新成分，新血液；乃因中國史學由獨立發展，開始與世界史學合流。

該文認為此現象是中國史學界的可惡現象，也將大有裨益於世界史學。 可是在西方史學影響下的中國近代史學，也不可否認的發生了頗為嚴重的汙染，尤其是發展到今天，影響更深，喪失了自新歷史考證學以降之獨特性。新歷史考證學的繁瑣中國自清初顧炎武倡以博雅治史，形成浩浩蕩蕩的歷史考證學。欲錢大昕、王鳴盛都是其中卓越的史家，他們治史，實事求是，不涉虛誕，凡立一說，定一義，必憑證據，由證而並生其說，不是由其說而找尋證據，故凡所考訂，往往能訂古人之譽戒之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