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底，擔任中國時報副總編輯的唐光華向黃武雄邀稿，撰寫有關縣市長選舉後台灣社會的改革藍圖。文章刊登後，他又邀顧忠華為文回應。兩人皆提到「社區」是社會民主化的重要單位，而將「學習」轉化為社區公共事務實踐的社區大學，是值得嘗試的實驗。為了將此想法付諸實現，眾人決定召開座談會凝聚共識。在「第一次社大未來藍圖討論會議」中，彭明輝主張社區大學應作為培力社區組織者的溫床，黃武雄則比較想建立一個普遍的教育資源系統，唐光華提到需要有一個聯盟在各地催生社大、在中央立法突破文憑限制、協助課程設計與師資培訓等。

在早期的籌備會議上，「社區大學」、「公民大學」、「公民社區大學」、「社區公民大學」等名稱皆曾浮上討論，而每一種名稱都代表著不同的社大定位，如人本教育基金會後來在台中縣辦理的屯區社區公民大學、海線社區公民大學，就特別在課程中標榜公民意識與公共參與精神的融入。針對社大運動的發展模式，籌備會成員的立場也有歧異，有人傾向廣邀各類團體參與興辦，先將社大的「量」擴張到一定規模，降低夭折的風險；也有人希望辦學者能集中於有社會改革理念的團體，以利運動的團結與整合。

儘管有些討論，社大的數量增長卻是種種機遇構成的結果。從事後發展看來，「規模化」似乎的確是社大在台灣社會站穩腳步的基礎，也是這個運動得以永續的條件。否則，一、兩所社大的消失，就可能對社大整體造成嚴重打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