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開始作者以核三廠跳電民眾無奈地回應以及環境污染在地居民要求賠償為例指出事件以抗爭回饋方式平息，但地區民眾卻沒有認識環境汙染的癥結或積極認識與追蹤。巴西解放教育哲學家Paulo Freire指出現今教育為政治經濟體制服務的器具，若要產生具有社會變革意義的教育方式，Freire提出結合批判的語言以及願語言的解放教育觀，結合希望、批判性反省以及集體行動，他以巴西七零年代農民掃盲行動為例，透過成人識字教育讓農民認清自身與結構性問題，同時形成有機集體共同改造命運。而台灣教育系統一直來為保守鎮定，改革的動力來自於社會運動，但社會運動在八零年代末期被政黨收編，使社會運動者的批判性知識無法在地化為群眾的思考方式，亦無法形成有機的集體行動。但自2000年後政黨輪替，社會運動者開始體社會運動必須超越政黨政治，但人才與資源的不足限制群眾組織與教育的廣度與深度，而在此歷史脈絡下更可看到社會運動與社區大學的關係意義深遠。社區大學在社區總體營造後承接民間力量，為避免成為嘉年華式的發展及教育管道的補充品，社區大學必須要能對既有結構提出批判與出路而這正是社會運動的使命與任務，另一方面社大提供與群眾貼近的介面，可駔為社會運動團體幹部的訓練養成基地。最後作者建議，社區大學與社會運動的結合必須互為主體，如何落實需靠不斷地分析討論、相互批判與扶持。